作者：李欣

2024年7月27日下午，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。我坐在一张巨幅的北京老城地图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北京中轴线全长7.8公里，北端钟鼓楼，南端永定门，贯穿北京老城。这条从元大都开始营建的城市轴线，历经700余年一直延续至今，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文化遗产，也依然引领着北京的城市发展。

北京中轴线，是北京城市规划的轴线，似乎也是我人生规划的轴线。我出生成长在北京中轴线上，参加工作后，工作内容也一直与中轴线有关，还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全过程。可以说，中轴线贯穿了我的生命，我的前半生与中轴线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。

01出生成长于北京中轴线上

我出生在北京中轴线边上的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北湾子胡同九号。儿时，院子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声，每年国庆时，只要看见院子的西南方向一片红彤彤，就知道天安门广场在搞庆祝活动。小学课本里说天安门广场是祖国的心脏，我们是距离心脏最近的少年儿童，自豪感、幸福感把心里装得满满的。小学期间，我经常作为少年儿童代表到天安门广场欢迎来访的外宾，参加迎宾典礼。我记得我们迎接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，还迎接过南斯拉夫联邦总统铁托等。老师还经常指着天安门城楼说：1949年，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我们距离那个伟大的地方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，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我们耳边环绕、回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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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60 年代，儿时的作者在天安门广场

太庙（劳动人民文化宫）、社稷坛（中山公园）是距离我家最近的两座人民公园。每到节庆，公园都要组织游园会，我几乎每次都去参加。高大的古树，巍峨的古建，红墙就在身边，黄瓦则要用力仰起脖子才能看到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琉璃瓦金光灿灿。这两座公园历史底蕴丰厚，虽然我那时不是特别懂，但在心中埋下了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种子。

离我们学校和家不远处还有一座山，叫景山。景山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土山，虽然不算高，但在城里算高的了。登到山顶，站在万春亭上俯瞰故宫，一条金色的建筑轴线整齐排列，布局左右对称，宽敞壮阔。当时语言辞藻还不太丰富的我们，只能用“震了”“盖了帽了”来形容当时的震撼，因为这是那个年代顶级的赞美语。

故宫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我们参观故宫的方式很特别，就是到宫里拔草。大殿前的广场上，草从斑驳的地砖缝隙中钻出来，长得很高，到我膝盖。我们的任务是不能损坏地砖，还要把草拔干净。老师一直嘱咐我们，这是文物，一定要保护好！我们右手持小铲子，左手握住草根，边挖边拽。按照老师的指引，我们割除草根，恢复地砖的原貌原状。这件每年都要做的事情，留下了我对故宫文物的敬畏之情，爱惜文物、保护文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02见证永定门重建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电视台做编导。在视频稀缺的年代，镜头对准哪里，选题就在哪里。因为对北京城的深厚感情，我的很多选题都与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有关，中轴线上的建筑更成为我最青睐的选题。

我拍过故宫、天安门、正阳门、景山、天坛、钟鼓楼，总会在其中找一些点，做个三五分钟的小专题。那时的拍摄有个特点，就是叮嘱摄像师追求“沧桑感”。古建大都“灰头土脸”、缺砖少瓦、漆皮脱落，还有的杂草丛生，蜘蛛网、电线交织密布。镜头要么是大全景，要么是没有“瑕疵”的细部，就这样，我记录下了中轴线建筑上的很多细节。

2000—2005年，北京市政府实施“3.3亿文物保护工程”和“人文奥运”文物保护计划，北京中轴线上的许多建筑都在保护之列。于是，钟鼓楼，景山万春亭，正阳门箭楼，天坛祈年殿、圜丘坛、神乐署，先农坛神厨等，都成为我镜头中的内容。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4年拍摄永定门城楼的复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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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初，美国摄影师唐纳德· 曼尼拍摄的永定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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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1年的永定门箭楼北侧

2004年8月，我开始创办北京电视台《这里是北京》栏目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作为北京中轴线南端点的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开始动工，这无疑成为栏目开播节目的最佳选项。

负责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的是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，总经理李彦成是我的老朋友。我跟随他第一次来到永定门复建现场时，正是北京城最热的时候，工地上更是热火朝天，周边围拢着一群老百姓。听说永定门要复建，很多年长者几乎天天来看，因为那里曾经是他们儿时的回忆。

围绕永定门复建，我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人物，其中就包括侯仁之、罗哲文等大家。永定门复建是在侯仁之、罗哲文、郑孝燮、王世仁四位专家的提议下，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决定的，因为北京市文物局是主管单位，所以率先参与其中的是北京的考古工作者。

2003年春节刚过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就进驻到了交通繁忙的南中轴路，同时从7个点开始对永定门旧城址进行挖掘工作。一个月后，永定门城楼的四至基本确定。永定门旧城址东西长35.4米、南北残长11.4米，南侧由于城市规划，河水调直改造时遭到破坏，所以具体位置已经不可考。负责永定门考古工作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主任朱志刚说，当年永定门的箭楼如今已经在护城河里，因此城门南侧的宽度无法精确测量，但永定门城楼的位置和四至，可以通过考古遗址精确找到。

发掘报告一经公布，立即引起两种对于复建位置的争论。一种认为，既然原址离河道这么近，恰好是在南二环路中间，这必然会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，不如把位置调整一下；但另一种意见坚持认为，如果不在原址复建，那宁可不复建。我采访了时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王世仁先生，他坚持必须是原址复建。原来有意见要往北挪40米，他说绝对不行，这样就失去了原址性，用他的话说：“地址都不对了你还搞什么，做得再像它也不是那个地方了，那不行！”

早在2000年，王世仁先生就向有关领导提出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，其中写道：“我建议将永定门重建起来，恢复它作为古都中轴线南端起点的标志功能，将丧失了41%的中轴线重新连接贯通。”王世仁先生认为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中轴线作为一个王都的显著标志是被特别强调的，最成熟的时期包括北魏的洛阳、唐代的长安、元代的大都、明清的北京，都强调首都要有一条中轴线；具体到北京，“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，也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，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。城市失去历史标志，等于失去了记忆，保护好这条中轴线，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”。

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市文物局也坚持原址复建的原则。于是，2003年2月14日，在距地面9.2米深的地下，永定门复建开工奠基仪式揭幕，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、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、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总经理李彦成等，都到现场参加了揭幕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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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年2 月14日，永定门复建开工奠基仪式揭幕。

位置问题解决了，“三原”（原材料、原尺寸、原工艺）中的原材料怎么办？李彦成一句“跟我走”，把我们和摄像机带到了北京郊外的一座厂房里——北京三台山危险品仓库。1954年，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建成，要盖院墙的时候，正逢永定门拆除完毕，所以永定门老砖就顺理成章地被运到三台山危险品仓库，变身成了墙砖。仓库负责人听老职工讲过这段故事。经过多方寻找，李彦成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消息。永定门复建这件事在北京人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再者，老砖的历史价值就应该让它们回归原位，因此，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同意将墙砖全部捐出。于是，6000多块城砖卸下保护危险品仓库的重任，回到永定门肩负更加重要的使命。

因为年代久远又辗转两地，一些砖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边角疏松和破损，需要经过筛选并修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：一些老砖上刻有铭文“工部监督永桂”字样，这是明朝嘉靖年间老砖窑口的一个标记。这就证明了老砖的身份，佐证了它的出处。最后，在有着丰富经验的故宫古建专家朴学林先生的指导下，每一块老砖经过严格的挑选修拣，根据大小、品相、成色，用到了永定门北墙最合适的位置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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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有“工部监督永桂” 字样的老砖

现在看永定门，很难识别出老砖和新砖，因为经过20年的风雨洗礼，老砖与新砖已经接近一致。而在2004年我们拍摄的影像资料中，能够清晰地看到老砖和新砖的区别，泛白色的是经过严格挑选和修拣的老砖，而深灰色的通常是新砖。影像同时记录了老砖所镶嵌的位置。因为当时对老砖使用有一个重要原则，那就是全部放在永定门北侧的外墙面上，让老砖焕发出最灿烂的历史之光。

2004年8月18日，对于复建中的永定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——这一天要进行大脊合龙。“大脊合龙”是古建行业里的一个专有名词，意味着主体建筑结构完工，泥瓦匠、木工等的大活完工了，下面再进行的就是精装修的工艺流程。这个节点是“内部”意义上的完工，自古至今都要举行一个仪式。在这个仪式上，还要安排一项重要的工序，就是放“镇物”。

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独特的展品，是当年拆安定门时发现并保留的“镇物”——五色线和五种金属钱币，这是当年安定门大脊合龙时的存放物。故宫的朴先生说，在故宫修缮过程中，也常在房脊上发现类似镇物。中国古建营造或修缮历来有个习俗，在建筑大梁中央要放置点东西：有放金银铜铁锡五种宝物的（故宫所有大殿原来起脊的时候都有压胜用的镇物），有放金银铜铁锡五个钱儿的，有放五谷杂粮的，有放五色线的。根据建筑的高矮、建筑的功能，放的东西也不一样。

永定门复建的“镇物”用什么呢？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徐雄鹰老早就开始准备了。红、蓝、黄、白、黑五色线容易买到，但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硬币用什么样的、何种年代的？徐雄鹰费了好一番心思。他最后在古玩市场上淘到了顺治、康熙、乾隆等年代的不同金属钱币。

下午2点多，室外热气蒸腾，临时工棚内，放“镇物”开始了。我们的摄像机迅速瞄准五帝钱、五彩线，然后跟随着李彦成，顺着脚手架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永定门城楼顶的最高处。现场安静下来，李彦成庄重地、小心翼翼地将代表金木水火土的钱币和丝线放在建筑最重要的部位——大脊正中处，然后由故宫古建老工匠朴先生砌上最后一块瓦，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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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年8 月18日，永定门大脊合龙，李彦成（左三）、徐雄鹰（左二）、马继友（左一）将镇物封入龙口

2004年9月1日，我还拍摄到了一段绝版的珍贵影像。当时已经93岁高龄的侯仁之先生从北大燕南园的家中启程，准备前往永定门。他的家人告诉我们，侯先生已经两年没出过家门了，这次他不顾大家的劝阻，坚持要去永定门复建现场看看，而且要求坐在面包车副驾驶的位置上。

从北大燕园到南二环，距离不近，路上侯先生话不多，车里静悄悄的。当车行驶过开元桥时，车内突然响起了掌声。原来，是侯先生拍起手来，他兴奋地说：“好极了！哎呀，好极了！”侯先生看到了不远处复建的永定门，这位鲐背之年的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几名工人用轮椅将侯仁之先生抬到还是工地的永定门城楼三层北侧，孱弱的老先生吃力地站起身，远望着正阳门方向。这是老先生人生第一次站在永定门城楼上远望中轴线南段。“好，好，太好了！”一大群记者围着侯先生，想了解他此时此刻的感受，侯先生的回答还是那几个字和不停地鼓掌。

侯先生还特意关注了永定门脚下的石条，周围人告诉他，两侧的石头是挖出来的，没动全留下了，老人不住地说：“好！哎呀，好极了！”

侯先生还对我讲述了他与北京中轴线宿命一般的相逢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正在利物浦大学留学的侯仁之，偶然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瑞典教授奥斯伍尔德·喜仁龙的专著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，他立即以重金买下，通夜加以浏览。40年后，侯仁之先生在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中文版出版之际感慨地说：“初到北京时，这座历史古城引领我进入了科学探讨的殿堂，但对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却没有什么研究。直到看过喜仁龙先生的专著，我才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。”

喜仁龙教授从事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，1921年来到北京，然而最令他陶醉的还是北京的城墙与城门，其中就包括永定门。在书中，我们找到了他对永定门的一段描述：“北京外城城门的旧式店铺，构成与这繁华场面非常相称的背景。忙碌扰攘的城市生活，暂时聚集于此，然后涌向城外，涌向远处宁静的郊野。西侧，全部建筑一览无余，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、最完整的形象。宽阔的护城河旁，芦苇挺立，垂柳婆娑。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，突兀高耸，在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。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，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，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，似乎使它秀插云霄，凌空欲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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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20年代初，瑞典学者喜仁龙拍摄的永定门全景（两座城楼及瓮城前景）

永定门，从喜仁龙，到侯仁之，再到我们，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。

一周后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侯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家中时，他依然沉浸在永定门复建的兴奋中。他说：“登上永定门城楼的时候，我想着这条中轴线，想着这条中轴线上所有的建筑。这是北京全城的中轴线，对我们北京城有重要意义，包含着重要内涵。这条中轴线，我实在怀念得很深。讲到中轴线，从钟鼓楼向南起穿过，一直到这儿，到永定门，永定门城楼现在建起来了！这条中轴线在全城规划设计上无与伦比，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可以比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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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年9 月，永定门复建现场作者与侯仁之先生（右）合影

从永定门复建建议的提出到主体建筑完工，历时四年多时间终于完成。2005年1月，永定门正式对外开放亮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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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定门复建后南侧（2005年）

03记录太庙享殿大修

2006年8月，我完整地记录了太庙享殿大修的情况。

享殿是太庙内最重要的建筑，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祖大典的场所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。经过近600年的风雨沧桑，太庙曾进行过多次修缮，这次修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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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—1902年，德国公使穆默拍摄的太庙享殿

由于时间久远、雨水侵蚀、虫蛀霉变等因素，太庙现存文物建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病害。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的王玉伟告诉我，这次大修的重点，就是彻底排除存在的病情、隐患，使建筑外观效果整洁、统一、合乎规制。

2006年8月4日，我走进太庙进行拍摄。从朱棣皇帝亲手栽种的古柏前走过，进入太子林，见到了熟悉的五色琉璃门，看见享殿外此时已经搭建起脚手架。登上高高的脚手架，眼前是近在咫尺的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，檐下悬挂满汉文书写的“太庙”九龙贴金题额。九龙透雕满汉文金匾“太庙”两个字，给人以庄重古朴之感。九龙组成的边框髹以贵重的金粉，金字为铜板鎏金，历经数百年不变，至今仍金光闪闪。匾额这时已被包上塑料布保护起来，这也意味着太庙享殿大修即将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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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8 月4 日，太庙享殿大修时作者留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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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庙大殿修缮开工现场

这次修缮主要是修复享殿外延五分之一的彩画，对屋面进行除草、去灰等工作，并将建筑群内的水泥地面换成传统砖面。如此大规模的修缮未动筋骨，说明太庙古建筑群虽历经几百年沧桑，但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，整体保护状况良好。这次修缮相当于做了一次深度美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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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，作者正在拍摄太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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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庙享殿（2022年）

我见证了太庙的这次修缮，并用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下来，为讲好中轴线上太庙的故事增添了有“彩”的一页。

04让镜头重现先农坛历史

2024年初夏，已经退休的我成为《中轴十二时辰》纪录片被拍摄的主角，我和摄制组再一次来到先农坛。我和先农坛如今的东道主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一起，走进修缮后的庆成宫，去追寻这座古建的历史过往。我特意带了一张老照片，我发现如今先农坛里的日晷、嘉量，和老照片里如出一辙，几乎是原样复制摆放。我知道这是薛馆长他们修缮研究的用心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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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，作者（右）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在先农坛庆成宫前合影

先农坛位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历史上北京著名的五坛之一，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先农、山川、神祇、太岁诸神，并进行亲耕耤田礼仪。我自己和《这里是北京》栏目摄制组之前几次拍摄过先农坛，用照片和影像记录了先农坛的历史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先农坛失去了皇帝祭祀的功能，1915年开辟为城南公园，后来一部分还成为老天桥的游乐场地，西侧则建起了先农坛体育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多家单位搬入此地办公，其中就包括北京育才学校。坛台成为学校的领操台, 大殿成了火花四溅的车间, 梁柱朽烂、殿宇濒临坍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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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2—1903年，日本建筑师忠太拍摄的先农坛庆成宫

从我2003年前后拍摄的庆成宫照片看，当时只能在杂乱的建筑中体会这座建筑的形制与规模，站在高处才能看到它的全貌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杂草丛生、高出小平房的绿色琉璃瓦屋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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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成宫残破的房檐杂草丛生（作者摄于2006 年12 月21 日）

2010年我在观耕台上拍摄的时候，紧挨着观耕台南侧台阶有一道铁栏杆，栏杆内是一个篮球场，正值课间，几个高个子男生正在打篮球。根据记载，这个篮球场的位置曾经就是皇帝亲耕之地——耤田遗址，俗称“一亩三分地”。在清代宫廷画师留下的《雍正帝先农坛亲耕祭图》中，清晰地显示了观耕台和耤田的位置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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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缮中的庆成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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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成宫

2018年，经过北京市委、市政府的指示并统筹协调，观耕台终于实现了腾退。我们《这里是北京》栏目摄制组当时用镜头记录了考古勘探的全过程，确定了耤田的具体位置、边界和仪仗放置区。2019年4月，先农坛内“一亩三分地”完成腾退后，恢复了春耕秋收的仪式。后来薛俭馆长还特意送给我一袋“一亩三分地”种植的小米，这是独属于北京中轴线的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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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，先农坛里的“一亩三分地”

一年年，一幕幕，过去只能用文字记录的历史，现在我们用影像记录下来，成为传播中轴线文化的重要方式，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

本文选自《纵横》2025年第1期，作者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、文史委员会副主任，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、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，《这里是北京》原制片人。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。

编辑：杨玉珍

校对：于 洋

审核：张志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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